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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这时，聪明的政治观察家们已经看到，周恩来日益感觉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员作用和难以控制的后果。他很想纠偏。当然，他的讲话是在一种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的。

紧接着，引人注目的是：这年国庆节和同年十一月三日，即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中央没有再让周恩来发表讲话。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在十一月三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以后被世人评论不休的一种观点，当然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这番话，其实也是概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在接见几个红卫兵组织时，特意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对刘少奇、邓小平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伯达、康老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刘和邓的检查很不象样，广大群众和与会者都不满意……”

有人问：“为什么周总理没有讲话？”

关锋意味深长地说：“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和他也在进行着斗争。他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我认为，周恩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块绊脚石。”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们要注意，关锋、王力、戚本禹在许多次的讲话中反对周总理，他们太自不量力了，总理怎么能打倒呢？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其他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也在不同的场合讲了类似的话，于是在北京的红卫兵中出现了反对周恩来的潜流……

周恩来对此，可以用“洞若观火”四个字来概括。

很清楚，毛泽东在密切关注着中央每个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态度。

当满头白发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他的目光在搜寻着同情者。他和周恩来相遇后，很想说几句话，他刚开口说了句“恩来你好”，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少奇同志，你不要有任何幻想了，除了认真地作检查外，你再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想和你聊聊我究竟应该怎样检查才好，许多所谓的错误都是在中央会议上决定的，我们总得一块商量商量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并非如此吧。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礼。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从六十年代以来，你对毛主席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呀，这一条你还要和谁商量呢？”

表面上看，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实际上他是具体日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他分别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等人打招呼，让他们在会议上敞开思想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知道，这种批判和斗争，意味着很多方面：他们的地位可以得到保护，向新的更高的目标迈出一步；还有就是对刘少奇的要害处能踢致命的一脚，这足以使他放弃一切幻想。

所以，刘少奇作了检查后，与会者对他的批判空前激烈，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气氛紧张极了。

周恩来说：“大量的事实证明，从遵义会议以后，彭德怀勾结张闻天、杨尚昆企图反对毛主席。你刘少奇也是在静观待变，你不是没有野心的。彭德怀大肆诬蔑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不适用了’，‘没有系统化’，‘是狭隘经验’等等。你在许多场合也宣扬了他的这些观点。你不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而是根本上就没有举，甚至于要砍旗。这些问题，你除了从思想上，从你的野心上找原因外，希望你不要再耍滑头。”

刘少奇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你支持薄一波等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写《反共启事》是怎么一回事？”周恩来压低声音说，“这件事很多的同志又提出来了，你有责任把它说清楚。中央希望你还是实事求是，不要推卸责任。”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见了他们搞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得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此时，周恩来已经从一些事件中看到了问题的端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指令新华社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说：“凡是政治局常委，都要在报纸上亮相。”为了突出邓小平，他指示别人对照片加工，把邓小平的头装到陈毅的身上。报纸出来以后，江青拍着桌子骂道：“好啊，为了保皇，发明了‘换头术’，把陈毅的脑袋去掉，换成了邓小平。好，这也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死亡公告，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看了气愤地说：“正当群众起来揭发他的时候，陶铸这么干，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八日，经林彪批准，中央军委专门发出《重要指示》，指示说：“所有的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最大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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