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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姓每　2。3米　1人。占征集百姓25　％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　％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　…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　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　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　2副绞盘供上弦，　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　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　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　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　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　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　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　150米之外，间隔　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　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　150到　250人拉绳，抛射　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　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　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　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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